跨越千年的历史见证！“考古中国”最新发现→
12月21日，国家文物局
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
聚焦东周至隋唐时期的
重要考古发现和最新科研成果
跨度上千年
1、陕西省宝鸡市下站遗址
系统展现中国古代祭祀制度
陕西省宝鸡市下站遗址是一处春秋至西汉晚期的祭祀遗址，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共发现祭祀遗迹1400余个，发掘各类祭祀坑99座。祭祀坑分为长条形、长方形、洞室三种形制。
春秋中期，祭祀坑主要为南北向长条形，坑内主要埋藏牛牲。
春秋晚期，以东西向长方形坑为主，除动物牺牲坑外，最重要的是出现了车马坑，坑内埋藏实用车，车马器形制与秦公一号大墓二号车马坑出土车马器几乎相同。
战国时期，车马坑形制缩小，内容发生变化，实用车开始向模型车转化，并开始在车舆内放置玉人、玉璜和玉琮，这种玉器组合一直延续至西汉时期。
秦统一至汉代时期新出现洞室祭祀坑，洞室内放置模型车马。根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和遗址内出土“密”字陶文等信息，基本确认下站遗址为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所设密畤。
秦汉两代先后设鄜畤、密畤、吴阳上畤、下畤、北畤，分别祭祀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和黑帝，史称“雍五畤”。
下站遗址为雍五畤之密畤（古代帝王祭祀青帝的地方），从公元前672年延续使用到西汉晚期。随着秦王朝的建立，雍五畤由诸侯国祭祀场所转变为大一统王朝国家的祭天祀典场所，系统展现中国古代祭祀制度和我国传统礼制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2、陕西省西咸新区北城村墓地
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墓园
北城村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是十六国至隋唐时期的大型部族墓地。目前，已揭露出墓地围沟1处，围沟内墓葬285座，取得重要成果。北城村墓地围沟东西长约350米、南北宽约260米，围沟内墓地面积8万余平方米。考古勘探有以下发现：
十六国至隋唐时期墓葬301座，目前已发掘285座，出土陶人物俑、陶骑马俑、陶牛车、陶九盘连枝灯、陶灶等器物，其中，M452墓室内发现土雕仿木建筑造型，为十六国墓葬中所罕见。
北魏至西魏时期墓葬共101座，墓葬几乎不见随葬品，仅个别墓葬出土陶罐、陶模型榻等。其中M325出土有北魏“太和十三年”纪年墓志砖，M135出土有西魏“大统十五年”纪年墓志砖。
北周及隋唐时期的墓葬共146座，分布于墓地西侧和东北部，墓葬形制有斜坡墓道洞室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种，出土随葬品较少，包括陶壶、陶盏、铜钱、铜带钩等。
北城村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墓园，墓地布局清晰、规划有序，延续时间长，生动再现了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迁徙到关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
3、湖北省荆州市秦家咀墓地
揭取竹简内容包括古代“乘法口诀”
湖北省荆州市秦家咀墓地是一处东周时期墓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荆州博物馆对该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其中墓葬M1093中出土大量竹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M1093是一座战国晚期的楚墓，初步推断其年代为楚宣王至楚威王时期（公元前369～公元前329年）。经过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第一阶段室内保护处理，共揭取竹简3910枚，预计可缀合整简1200～1500枚，约3万字。简文的字体为典型战国楚系简帛文字，内容经初步辨识，包括5类：
六艺类，包括《尚书·吕刑》《孔子道秦穆公之事》《齐桓公问于管仲》《凡民》《君子》《齐庄侯侵晋伐朝歌》《叔鱼谏晋庄平公》等；
诸子类，包括《司徒狄》《后问于元明》《四王五霸》等；
辞赋类，包括《隐语》等；
术数类，包括《九九术》《日书》等；
方技类，包括《病方》《养马》等。
《九九术》（拟题）简与里耶秦简《九九表》
据了解，古时候的“九九乘法口诀表”要从“九九八十一”开始背，至“二半而一”结束。“二半而一”说明当时已经有分数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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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家咀M1093是目前出土战国楚简数量、文字最多的墓葬，楚简内容涵盖六艺、诸子、辞赋、术数、方技等诸多领域，是研究先秦时期历史、文化、思想的珍贵资料。尤其是出土《尚书·吕刑》，对校勘传世文献具有重要价值；《齐庄侯侵晋伐朝歌》《叔鱼谏晋庄平公》丰富了历史人物细节，为史学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4、湖南省郴州市渡头古城遗址
出土三国时期吴国简牍等近1万枚
渡头古城遗址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是汉代至六朝时期“临武”县的治所在地。遗址包括古城址（衙署区）、居民生活区、手工业区和墓葬区。
2022～2023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衙署区中部、西北部区域进行了重点发掘，揭露出一处坐东北朝向西南的大型长方形房址，其南北长22米、东西宽8.5米。房址基槽、门道、道路、水井、活动面等保存较好，初步判断该房址为六朝时期重要的衙署建筑基址。
房址内及其附近的水井出土三国时期吴国简牍等近1万枚，包括木简、木牍、签牌、封检、削衣等，有“黄武六年”“黄龙二年”“嘉禾二年”等纪年，为临武县的行政文书，内容涉及临武县行政区划、赋税、户籍、屯田、矿冶等。
渡头古城遗址是汉至六朝时期我国南岭地区古代城市的重要代表。考古发现构建了南岭地区汉至六朝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为研究古代中央政权对南岭地区的开发和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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