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PEC到海南自贸港:目标一致、路径相通、价值相融——海南自贸港与APEC,何以同频共振、一脉相通?

财消息 2026-11-20 15:45:49

2026年11月,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就亚太共同体建设提出“深圳展望”,以及贸易、联通、创新领域3项成果文件。

APEC 会场不在海南,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场亚太经济合作的重要会议,却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从开放合作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到创新发展,APEC所关注的许多重要议题,恰恰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在探索和实践的方向。

一个是拥有21个成员经济体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一个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两者性质不同、运行机制各异,却在发展目标、开放路径和价值追求上有着深刻的共通之处。

这种共鸣从何而来?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和底层逻辑呢?

目标一致:以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要理解海南与APEC的内在联系,首先需要弄清楚:APEC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为什么能够把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各不相同的21个经济体联系在一起?

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成立。与传统的国际经济组织不同,APEC并不是一个通过强制性条约要求成员履行义务的组织,而是一个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区域性论坛。它尊重成员经济体的多样性,坚持协商一致、自愿参与,通过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这种组织方式背后,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亚太经济共同发展。

1994年,APEC领导人通过《茂物宣言》,提出实现亚太地区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目标。

1995年,《大阪行动议程》进一步明确贸易投资自由化、商业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既包括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也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提高通关效率、促进技术交流和能力建设。说到底,就是让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在区域内更加顺畅地流动,让不同经济体在开放合作中找到共同利益。

2020年,APEC通过《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到2040年建设一个开放、充满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并明确贸易与投资、创新与数字化、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三大经济驱动力。

从《茂物宣言》到《布城愿景2040》,APEC的合作议题不断拓展,但核心始终没有改变:尊重差异、扩大开放、深化合作,让区域经济在相互依存中实现共同繁荣。

再看海南。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国家重大战略。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

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明确提出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一个着眼于2040年,一个着眼于2035年。时间坐标不同,发展方向却有着鲜明的共通性。

APEC希望通过区域合作,让开放成为亚太共同繁荣的动力;海南则希望通过制度创新,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这种目标的一致性,已经体现在海南与亚太经济体不断深化的经贸往来中。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前10个月,海南企业对其他20个APEC经济体进出口1628.3亿元,同比增长46.9%,占同期海南外贸进出口总值的51.9%。

其中,出口725.4亿元,增长86.6%;进口902.9亿元,增长25.4%。海南对18个APEC经济体进出口实现正增长。同期,对APEC经济体出口机电产品242.3亿元,增长74.5%;自APEC经济体进口消费品141.9亿元,增长43%。

一边是机电产品、成品油和特色农产品加快出口,一边是消费品、工业原料持续进口。海南与亚太的经贸联系,已经从单向的商品买卖,延伸为相互支撑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航空维修就是一个例子。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不断承接境外飞机维修订单,截至2026年9月底,累计完成飞机维修超过3000架次,服务覆盖国内外50多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

从商品贸易到航空服务,海南正在利用开放政策和产业配套,逐步参与亚太乃至全球产业分工,实现自身发展并创造更多合作机会。

这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以开放促进发展,以合作实现共赢。

路径相通:以制度型开放降低贸易壁垒和交易成本

目标相近,如何实现?

这是APEC和海南自贸港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APEC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它常被概括为 “协调的单边主义”:各成员在共同目标下,根据自身发展阶段,自主确定开放措施和实施节奏,再通过交流合作推动区域整体开放。

这套机制的特别之处在于,开放不必等待所有参与方同步行动。

而这恰恰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体现了中国自主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其中不少开放措施具有主动单边开放的特征。

这里所说的“单边”,不是排他性开放,也不是以单边行动替代多边合作,而是指开放决策由中国自主作出,开放、是否给予对等优惠作为前提。

中国主动打开市场,在海南先行探索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以自身开放创造合作空间,以制度创新吸引全球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APEC的“协调的单边主义”,是成员经济体在共同目标下自主采取开放行动;海南自贸港,则是中国主动单边开放的制度实践。

一个是区域层面的自主行动,一个是国家层面的自主开放。机制不同,开放逻辑确是相通的。

这也是海南为什么要主动对标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

对标,不是等待加入某个规则体系之后再开放,而是主动研究、主动适应、主动探索,在符合中国实际的前提下,把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转化为可以落地的制度实践。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

2025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条例》进一步明确,海南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今天国际贸易的竞争维度已经发生变化。

传统货物贸易便利化,更多关注关税、通关效率和物流成本。随着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全球供应链发展,市场准入、技术标准、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规则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

一项规则的衔接、一套标准的互认、一项监管程序的优化,都可能改变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方式。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基本制度安排。封关后,进口“零关税”商品税目扩大至约6600个;符合条件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的货物经“二线”进入内地,可免征进口关税。

这意味着,海南的开放不再仅仅体现在降低关税,而是通过重新设计海关监管、税收管理和货物流通制度,让全球资源更加便利地进入海南,让符合条件的加工产品更加顺畅地进入内地市场。

如果说降低关税主要减少的是商品跨境流动的直接税负,那么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则着眼于规则衔接、监管协调和市场准入等环节,进一步降低企业跨境经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这种探索,也正在延伸至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

2026年8月,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在文昌揭牌。此前,海南已完成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相关航天数据产品出口至29个国家。同期,海南与泰国共建智算星群联合实验室,探索卫星遥感和人工智能在防灾减灾、农业生产等领域的应用。

从货物通关到数据跨境,从商品贸易到技术合作,海南正在探索如何让更多生产要素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实现跨境流动。

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区域数据治理和协同合作,实现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数据流动。

海南的探索,与这一方向形成了具体呼应。

把APEC的开放机制和海南的制度探索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两者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样让货物、服务、资金、人员、数据和技术,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确定性跨境流动?

APEC通过成员自主行动、政策协调和经验分享推动区域开放;海南则通过中国主动单边开放探索制度落地路径。

一个凝聚区域开放共识,一个提供开放实践场景。中国主动开放,不是等待别人给出同等条件,而是以自身开放为全球企业创造机会,以制度创新为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可能。

价值相融:以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

今天,谈论开放,已经不能回避一个现实背景。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关税壁垒、贸易限制和供应链调整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APEC依然把开放合作放在重要位置?

答案首先在于全球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今天的国际分工早已不是一个国家生产、一个国家消费的简单关系。一件商品可能在一个国家完成设计,在另一个国家采购原料,在第三个国家加工制造,最终销往全球市场。贸易壁垒增加,影响的不只是出口商,还会沿着产业链传导至原材料供应商、生产企业、物流服务商和终端消费者。

一项限制措施,或许能够在短期内保护某个行业,但如果其他经济体采取类似措施,最终可能导致贸易萎缩、成本上升、市场收缩和供应链效率下降。

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通过模型模拟指出,在全球贸易体系出现地缘经济碎片化的情景下,全球GDP可能下降5.1%,全球出口可能下降18.6%;如果进一步加强多边贸易合作,全球GDP则有望提高2.9%,全球出口提高17.9%。

也就是说合作能够创造增量,碎片化则可能带来共同损失。

自由贸易从来不是简单地让一方获利、另一方让利,而是通过扩大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专业化分工,让参与各方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开放带来的共赢,在海南已经有很多实践。

比如,科赛拉是一款用于化疗前给药的骨髓保护创新药。2021年,这款药通过博鳌乐城特许药械政策进入海南,让国内患者较早用上国际创新药。随后,依托乐城真实世界研究成果,科赛拉于2022年7月在国内附条件获批上市。2024年4月,海南先声药业在海口实现本土化生产,同年11月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价格降至每支466元。

故事还没有结束。2026年上半年,海南先声药业与科赛拉原研企业达成生产供货协议,海南生产的科赛拉预计于2027年向欧美市场供货。

图片来源:海口国家高新区

从海外创新药引进,到海南本土化生产,再到未来反向出口,一款药串联起国际创新资源、中国医疗市场、海南生物医药制造和全球供应链。

这不是简单地把国外产品引进来,而是让全球创新资源在开放合作中产生新的价值,再通过海南的产业能力,把这种价值传递到更广阔的市场。

这正是开放所创造的增量,也是互利共赢最具体的体现。

这也是APEC始终坚持开放区域主义的重要原因。

APEC拥有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各不相同。它并不要求成员经济体完全一致,也不主张建立排他的区域集团,而是希望通过开放合作,让不同经济体在各自优势基础上实现更紧密的联系。

这种理念强调的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谁都能找到参与合作的机会;不是把市场划分成彼此隔绝的阵营,而是让区域经济保持开放、融合与活力。

以开放回应封闭,以合作应对挑战,这正是海南自贸港与APEC在价值追求上的深层共鸣。

APEC会场不在海南,但它所讨论的开放命题,海南正在用自己的实践作答。

(原标题:从APEC到海南自贸港:目标一致、路径相通、价值相融——海南自贸港与APEC,何以同频共振、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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