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乌龙——邓本殷“诈死”的历史真相（二）丨邓本殷在琼州抱病召集军事会议

编者按

历史上在海南作恶多端、被琼崖人民千万次“驱逐”而被南征军消灭的邓本殷，如今却以“诈死将军”“抗日斗士”等说法流行于网上。为把邓本殷“诈死”的历史真相告诉世人，以让“诈死将军”说者知道：此邓本殷非彼邓本殷，不要再以讹传讹。国际旅游岛商报将连载刊发钟业昌《一场乌龙——邓本殷“诈死”的历史真相》一文，以飨读者。

二、在琼州抱病召集军事会议的邓本殷

1926年6月15日，邓本殷在上海病故，这是基本事实。因为他是病死的，为了让这个事实可信，这里先说他在海南带病召集军事会议的一幕。

龚志鎏是原粤军总司令部的属官，后被调到黄志桓旅任参谋(黄是邓的“亲密战友”，1925年4月，段祺瑞特任邓本殷督办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善后事宜，申葆藩、黄志桓为会办，并以黄志桓兼八属民政处处长)。他写有《邓本殷八属联军的始末》(《广州文史资料》，1961年第4辑)，此文与阚宗骅写的《1923—1925年广东南路八属联军的形成及其覆灭》(《广东文史资料》，1962年第3辑)，构成了研究邓本殷两篇最重要的回忆文章。

龚志鎏在《邓本殷八属联军的始末》中回忆“邓本殷部的被消灭”时说：1926年一月下旬(民十四年乙丑十二月二十日)张发奎部队由雷向琼州进攻。张部韩汉英在铺前登陆后，“邓本殷及我们数人仓惶离开琼州府城，星夜步行至秀英炮台，搭一木船漂流海上数日，到达安南的环柱”。邓在环柱登陆后，住在芒街，“是年三月，段祺瑞、吴佩孚等电邓北上，邓行至上海，因患胃病施用手术，在德国所设立的宝隆医院逝世”。

佟义东的《邓本殷的传奇人生》等“三文”，关于真实邓本殷的叙述，引用龚志鎏的回忆(但文中不注明)，而且断章取义、错漏百出、有违事实，像下面这段关键性的话，纯粹是作者自说自话，几乎每一句话都经不起“史料记述”的检验。他写到邓本殷“奋起抗击日寇”时说：“邓本殷战败后，心灰意冷，称病住进上海宝隆医院，不久就对外宣称不治而逝，找了个替身交由亲信郑重其事地运回老家防城茅岭安葬。此后，邓本殷潜往上海隐居，过起了不为世人所知的寓公生活。以至史料记述邓本殷生平大都以1926年3月病逝作结，忽略了他晚年率江浙游击军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精彩人生。”这就是所谓邓本殷“诈死”、然后奋起“抗日”的源头之说。

本来龚志鎏的回忆是说，段祺瑞、吴佩孚等1926年3月电请邓本殷北上(邓本殷接吴佩孚电是1926年5月31日，详下)，他“行至上海，因患胃病施用手术，在德国所设立的宝隆医院逝世”(邓本殷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26年5月29日，详下)。但佟义东的“三文”却据此称“以至史料记述邓本殷生平大都以1926年3月病逝作结”，这个“1926年3月病逝”就是断章取义。至于说邓“称病住进上海宝隆医院，不久就对外宣称不治而逝”，这纯粹是毫无根据的胡扯，详下。

在邓本殷病故后，他的毛参谋告诉记者说，“邓患胃病已达十年，当在宝隆医院时，经内外科西医诊察，设胃肠崩裂，非施手术不救”。(《邓本殷病故以后》，《民国日报》1926年6月17日，第5版)这种“胃病”痛苦的情况，邓本殷在海南召集军事会议时就有严重表现。

邓本殷1926年1月15日抱病在海南召集军事会议的报道

那是1926年1月15日，在国民革命军南征军第一批渡海占领铺前、三江之后，邓本殷尚欲分兵抗拒。是日，他在琼州府城召集军事会议，陈凤起、冯铭楷、陈德春及各部团长以上军官均列席，“其时邓氏抱病，见军事紧急，亦勉强支撑出席。邓出席时，一无主见，只云军务事情，余(邓氏自称)因病不能支，已交陈指挥(凤起)全权办理，诸位有何战守方略，请与陈指挥商量。议会后，翌早，邓即专车由府城出海口，借名医病，避入某国医院，并着广州舰泊于秀英炮台，昼夜升火，预备逃走”。(《粤省党军占领琼州邓军高级将领全逃》，《时报》1926年2月1日，第4版)

在如此行将败亡的生死关头，作为独霸一方“霸主”的邓本殷，如果不是病得实在太严重，发展到“不能支”的地方，他是不会把“军权”全部交给陈凤起，而对军事防务撒手不管的。

再考虑到后来他住进宝隆医院时，“经内外科西医诊察，谓胃肠崩裂，非施手术不救。及割肚后果见大肠处，已破烂有一小孔，血粪均从该小孔拥出，致不能挽回”(《邓本殷治丧处成立》，上海《时事新报》1926年6月17日，第9版)的危重病情，可以说在海南时“因病不能支”的邓本殷，当时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整整5个月后的6月15日，他在上海“不治而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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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审核：黎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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